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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圣俞诗集序

宋代欧阳修

 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,夫岂然哉?盖世所传诗者,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,而不得施于世者,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,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,往往探其奇怪,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,其兴于怨刺,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,而写人情之难言。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,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
  予友梅圣俞,少以荫补为吏,累举进士,辄抑于有司,困于州县,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,犹从辟书,为人之佐,郁其所蓄,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,幼习于诗,自为童子,出语已惊其长老。既长,学乎六经仁义之说,其为文章,简古纯粹,不求苟说于世。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,语诗者必求之圣俞;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,乐于诗而发之,故其平生所作,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,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:“二百年无此作矣!”虽知之深,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,作为雅、颂,以歌咏大宋之功德,荐之清庙,而追商、周、鲁颂之作者,岂不伟欤!奈何使其老不得志,而为穷者之诗,乃徒发于虫鱼物类,羁愁感叹之言。世徒喜其工,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!可不惜哉!

  圣俞诗既多,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,惧其多而易失也,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,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,而患不能尽得之,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,辄序而藏之。

  其后十五年,圣俞以疾卒于京师,余既哭而铭之,因索于其家,得其遗稿千余篇,并旧所藏,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,为一十五卷。呜呼!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,故不复云。

  庐陵欧阳修序。

译文

  我听到世人常说:诗人仕途畅达的少,困厄的多。难道真是这样吗?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,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。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,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,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,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,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,这些情感化为诗兴,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,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,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。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。如此说来,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,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。
  我的朋友梅圣俞,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,屡次考进士,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,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。年已五十了,还要靠别人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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穷而后工

 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,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。吴楚材等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说:“‘穷而后工’四字,是欧公独创之言,实为千古不易之论。”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”说,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而作”说和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说,一脉相承,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。

  “发愤而作”之语,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,他认为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诗经》等,“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”,这是对《屈原·抽思》中“发愤以抒情”的继承和发展。李贽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,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:“古之圣贤,不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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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特色

  1.以“穷而后工”旨意统领全文。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,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,并始终扣住“穷”、“工”二字,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,这是颇具匠心的。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,写生平着眼“穷”,写创作着眼“工”,因穷而后工,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。第三、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,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,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。其中有赞美,有喟叹: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“工”,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“穷”。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:虽欲紧扣“穷工”,却并不急切、黏滞;虽是写成书过程,却又总是不忘记“穷工”。这就是不即不离、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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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背景

  北宋诗人梅尧臣(字圣俞)一生颇不得意。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,风格平淡朴实,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,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,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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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次结构

  全文四段,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文学创作理论。先从辨析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世俗观点人手;接着阐明:凡“传世”之诗,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、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;最后顺势得出结论;穷而后工。

 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、其诗。分三层:首层述其生平,突出一个“穷”字;第二层评其诗文,突出一个“工”字;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,将老,可悲,这悲的底蕴还是“穷”和“工”。可以说,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,用事实证明了“穷而后工”的道理。

 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、整理、编次、作序过程。这是‘“序”应有的内容。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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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

欧阳修

欧阳修(1007-1072),字永叔,号醉翁,晚号“六一居士”。汉族,吉州永丰(今江西省永丰县)人,因吉州原属庐陵郡,以“庐陵欧阳修”自居。谥号文忠,世称欧阳文忠公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,与韩愈、柳宗元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后人又将其与韩愈、柳宗元和苏轼合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► 1339篇诗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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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赏忠厚之至论

宋代苏轼

  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,何其爱民之深,忧民之切,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有一善,从而赏之,又从而咏歌嗟叹之,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有一不善,从而罚之,又从而哀矜惩创之,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故其吁俞之声,欢忻惨戚,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成、康既没,穆王立,而周道始衰,然犹命其臣吕侯,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忧而不伤,威而不怒,慈爱而能断,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,故孔子犹有取焉。

  《传》曰:“赏疑从与,所以广恩也;罚疑从去,所以慎刑也。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。将杀人,皋陶曰“杀之”三,尧曰“宥之”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“鲧可用”,尧曰“不可,鲧方命圮族”,既而曰“试之”。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,而从四岳之用鲧也?然则圣人之意,盖亦可见矣。

  《书》曰: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呜呼,尽之矣。可以赏,可以无赏,赏之过乎仁;可以罚,可以无罚,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,不失为君子;过乎义,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,义不可过也。古者赏不以爵禄,刑不以刀锯。赏之以爵禄,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,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锯,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,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,而爵禄不足以劝也;知天下之恶不胜刑,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,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,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故曰:忠厚之至也。

  《诗》曰:“君子如祉,乱庶遄已。君子如怒,乱庶遄沮。”夫君子之已乱,岂有异术哉?时其喜怒,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义,立法贵严,而责人贵宽。因其褒贬之义,以制赏罚,亦忠厚之至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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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冈竹楼记

宋代王禹偁

  黄冈之地多竹,大者如椽。竹工破之,刳去其节,用代陶瓦。比屋皆然,以其价廉而工省也。

  子城西北隅,雉堞圮毁,蓁莽荒秽,因作小楼二间,与月波楼通。远吞山光,平挹江濑,幽阒辽夐,不可具状。夏宜急雨,有瀑布声;冬宜密雪,有碎玉声。宜鼓琴,琴调虚畅;宜咏诗,诗韵清绝;宜围棋,子声丁丁然;宜投壶,矢声铮铮然;皆竹楼之所助也。

  公退之暇,被鹤氅衣,戴华阳巾,手执《周易》一卷,焚香默坐,消遣世虑。江山之外,第见风帆沙鸟,烟云竹树而已。待其酒力醒,茶烟歇,送夕阳,迎素月,亦谪居之胜概也。彼齐云、落星,高则高矣;井干、丽谯,华则华矣;止于贮妓女,藏歌舞,非骚人之事,吾所不取。

  吾闻竹工云:“竹之为瓦,仅十稔;若重覆之,得二十稔。”噫!吾以至道乙未岁,自翰林出滁上,丙申,移广陵;丁酉又入西掖;戊戌岁除日,新旧岁之交,即除夕。有齐安之命;己亥闰三月到郡。四年之间,奔走不暇;未知明年又在何处,岂惧竹楼之易朽乎!幸后之人与我同志,嗣而葺之,庶斯楼之不朽也!

 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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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秦论

两汉贾谊

上篇
 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以窥周室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,商君佐之,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具;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  孝公既没,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,因遗策,南取汉中,西举巴、蜀,东割膏腴之地,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,会盟而谋弱秦,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,以致天下之士,合从缔交,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,齐有孟尝,赵有平原,楚有春申,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,皆明智而忠信,宽厚而爱人,尊贤而重士,约从离衡,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,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,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,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,百万之众,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,九国之师,逡巡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,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,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,追亡逐北,伏尸百万,流血漂橹。因利乘便,宰割天下,分裂山河。强国请服,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,享国之日浅,国家无事。
  及至始皇,奋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敲扑而鞭笞天下,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,以为桂林、象郡;百越之君,俯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,却匈奴七百余里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;隳名城,杀豪杰,收天下之兵,聚之咸阳,销锋镝,铸以为金人十二,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,因河为池,据亿丈之城,临不测之渊,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,始皇之心,自以为关中之固,金城千里,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  始皇既没,余威震于殊俗。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,氓隶之人,而迁徙之徒也;才能不及中人,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,陶朱、猗顿之富;蹑足行伍之间,而倔起阡陌之中,率疲弊之卒,将数百之众,转而攻秦,斩木为兵,揭竿为旗,天下云集响应,赢粮而景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 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,雍州之地,崤函之固,自若也。陈涉之位,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;锄耰棘矜,非铦于钩戟长铩也;谪戍之众,非抗于九国之师也;深谋远虑,行军用兵之道,非及向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,功业相反,何也?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,比权量力,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,致万乘之势,序八州而朝同列,百有余年矣;然后以六合为家,崤函为宫;一夫作难而七庙隳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中篇
  秦灭周祀,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。天下之士,斐然向风。若是,何也?曰: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,五霸既灭,令不行于天下。是以诸侯力政,强凌弱,众暴寡,兵革不休,士民罢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,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,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,专威定功,安危之本,在于此矣。
  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而立私爱,焚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兼并者高诈力,安危者贵顺权,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,其道不易,其政不改,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,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,并殷、周之迹,以制御其政,后虽有淫骄之主,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,名号显美,功业长久。
  今秦二世立,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,而饥者甘糟糠。天下嚣嚣,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,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,缟素而正先帝之过;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,建国立君以礼天下;虚囹圄而免刑戮,去收孥污秽之罪,使各反其乡里;发仓廪,散财币,以振孤独穷困之士;轻赋少事,以佐百姓之急;约法省刑,以持其后,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,更节修行,各慎其身;塞万民之望,而以盛德与天下,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,惟恐有变。虽有狡害之民,无离上之心,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,而暴乱之奸弭矣。
  二世不行此术,而重以无道:坏宗庙与民,更始作阿房之宫;繁刑严诛,吏治刻深;赏罚不当,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,吏不能纪;百姓困穷,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,而上下相遁;蒙罪者众,刑戮相望于道,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,人怀自危之心,亲处穷苦之实,咸不安其位,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、武之贤,不借公侯之尊,奋臂于大泽,而天下响应者,其民危也。
  故先王者,见终始不变,知存亡之由。是以牧民之道,务在安之而已矣。下虽有逆行之臣,必无响应之助。故曰:“安民可与为义,而危民易与为非”,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身在于戮者,正之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下篇
 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,脩津关,据险塞,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,奋臂大呼,不用弓戟之兵,鉏耰白梃,望屋而食,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,关梁不闭,长戟不刺,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,战于鸿门,曾无藩篱之难。于是山东诸侯并起,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,章邯因其三军之众,要市于外,以谋其上。群臣之不相信,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,遂不悟。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,山东虽乱,三秦之地可全而有,宗庙之祀宜未绝也。
 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,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,常为诸侯雄。此岂世贤哉?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,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,岂勇力智慧不足哉?形不利、势不便也。秦虽小邑,伐并大城,得阨塞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,以利会,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,其民未附,名曰亡秦,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,必退师。案土息民以待其弊,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,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而身为禽者,救败非也。
  秦王足己而不问,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,因而不改,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,危弱无辅。三主之惑,终身不悟,亡不亦宜乎?当此时也,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,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,秦俗多忌讳之禁也,——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,重足而立,阖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,而忠臣不谏,智士不谋也。天下已乱,奸不上闻,岂不悲哉!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,故置公卿、大夫、士,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。其强也,禁暴诛乱而天下服;其弱也,王霸征而诸侯从;其削也,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,繁法严刑而天下震;及其衰也,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周王序得其道,千余载不绝;秦本末并失,故不能长。由是观之,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
  鄙谚曰:“前事之不忘,后事之师也。”是以君子为国,观之上古,验之当世,参之人事,察盛衰之理,审权势之宜,去就有序,变化因时,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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