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
译文及注释
译文
景春说：“公孙衍、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有大志、有作为、有气节的男子吗？他们一发怒，连诸侯都害怕，他们安静下来，天下就太平无事。”
孟子说：“这哪里能算是有大志、有作为、有气节的男子呢？你没有学过礼吗？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，父亲给予训导；女子出嫁时，母亲给予训导，送她到门口，告诫她说：‘到了你的丈夫的家里，一定要恭敬，一定要谨慎，不要违背你的丈夫！’把顺从当作做人的原则，是妾妇之道。（大丈夫应该）住进天下最宽广的住宅——仁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——礼，走天下最正确的道路——义。（大丈夫）能实现理想时，就同百姓一起走这条正道；不能实现理想时，就独自走自己的
文言知识
一、一词多义
1．诚
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?（真正，确实）
帝感其诚，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 （诚心）——《列子·汤问》中的《愚公移山》
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﹑项燕（果真，表假设）——汉·司马迁《陈涉世家》
2．焉
是焉得为大丈夫乎?（怎么，哪里）
寒暑易节，始一反焉（语气词）——《列子·汤问》中的《愚公移山》
3．冠
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（名词动用，行冠礼）
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（戴帽子，名词作动词用）——明·魏学洢《核舟记》
既加冠，益慕圣贤之道。（古代
赏析
《富贵不能淫》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。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“靶子”，即景春的观点。
景春认为公孙衍、张仪之流是大丈夫，为此，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：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?”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?言外之意就是说，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。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，公孙衍、张仪能够左右诸侯，“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”，他们发起怒来，诸侯们都会害怕，安静下来，天下就会平安无事，他们威风八面，权倾天下，能够左右时局。
针对景春的“论点”和“论据”，孟子先破后立，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，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
简析
《富贵不能淫》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。景春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：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?”，而后作者先破后立，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，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。他的论述和举例是含蓄而幽默的，说理却是深刻而尖锐的，其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”，这需要通过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”来实现。孟子关于“大丈夫”的这段名言，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，在历史上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，成为他们不畏强暴、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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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篑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，吾往也。 《论语·子罕》
上不天则下不遍覆，心不地则物不必载。太山不立好恶，故能成其高；江海不择小助，故能成其富。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，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。上无忿怒之毒，下无伏怨之患，上下交朴，以道为舍。故长利积，大功立，名成于前，德垂于后，治之至也。《韩非子·大体》
海不辞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辞土石，故能成其高；明主不厌人，故能成其众；士不厌学，故能成其圣。 《管子·形势解》
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 《论语·雍也》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 《论语·子罕》
徐子曰：“仲尼亟称于水，曰：‘水哉，水哉！’何取于水也？”
孟子曰：“源泉混混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。苟为无本，七、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，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故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”《孟子·离娄下》
孟子曰：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）。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；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上》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《老子》第八章
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 《老子》第66章
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 《老子》第78章
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 《孙子·虚实篇》
李斯夫贤主者，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。督责之，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。此臣主之分定，上下之义明，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。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。能穷乐之极矣，贤明之主也，可不察焉！
故申子曰“有天下而不恣睢，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”者，无他焉，不能督责，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，若尧、禹然，故谓之“桎梏”也。夫不能修申、韩之明术，行督责之道，专以天下自适也，而徒务苦形劳神，以身徇百姓，则是黔首之役，非畜天下者也，何足贵哉！夫以人徇己，则己贵而人贱；以己徇人，则己贱而人贵。故徇人者贱，而人所徇者贵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凡古之所为尊贤者，为其贵也；而所为恶不肖者，为其贱也。而尧、禹以身徇天下者也，因随而尊之，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，夫可谓大缪矣。谓之为“桎梏”，不亦宜乎？不能督责之过也。
故韩子曰：“慈母有败子，而严家无格虏”者，何也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，刑弃灰于道者。夫弃灰，薄罪也，而被刑，重罚也。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。夫罪轻且督深，而况有重罪乎？故民不敢犯也。是故韩子曰“布帛寻常，庸人不释，铄金百溢，盗跖不搏”者，非庸人之心重，寻常之利深，而盗跖之欲浅也；又不以盗跖之行，为轻百镒之重也。搏必随手刑，则盗跖不搏百镒；而罚不必行也，则庸人不释寻常。是故城高五丈，而楼季不轻犯也；泰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羊牧其上。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，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？峭堑之势异也。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，长执重势，而独擅天下之利者，非有异道也，能独断而审督责，必深罚，故天下不敢犯也。今不务所以不犯，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，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。夫不能行圣人之术，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？可不哀邪！
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，则荒肆之乐辍矣；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，则流漫之志诎矣；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，则淫康之虞废矣。故明主能外此三者，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，而修其明法，故身尊而势重也。凡贤主者，必将能拂世磨俗，而废其所恶，立其所欲，故生则有尊重之势，死则有贤明之谥也。是以明君独断，故权不在臣也。然后能灭仁义之途，掩驰说之口，困烈士之行，塞聪揜明，内独视听，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。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。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、韩之术，而修商君之法。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，未之闻也。故曰“王道约而易操”也。唯明主为能行之。若此则谓督责之诚，则臣无邪，臣无邪则天下安，天下安则主严尊，主严尊则督责必，督责必则所求得，所求得则国家富，国家富则君乐丰。故督责之术设，则所欲无不得矣。群臣百姓救过不及，何变之敢图？若此则帝道备，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。虽申、韩复生，不能加也。
韩非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