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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书谏吴王

枚乘 枚乘〔两汉〕

  臣闻得全者昌,失全者亡。舜无立锥之地,以有天下;禹无十户之聚,以王诸侯。汤武之土不过百里,上不绝三光之明,下不伤百姓之心者,有王术也。故父子之道,天性也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,则事无遗策,功流万世。臣乘原披腹心而效愚忠,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於臣乘言。

 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,上悬之无极之高,下垂之不测之渊,虽甚愚之人,犹知哀其将绝。马方骇鼓而惊之,系方绝,又重镇之。系绝于天,不可复结;坠入深渊,难以复出。其出不出,间不容发。能听忠臣之言,百举必脱。必若所欲为,危於累卵,难於上天;变所欲为,易於反掌,安於泰山。今欲极天命之上寿,弊无穷之极乐,究万乘之势,不出反掌之易,居泰山之安,而欲乘累卵之危,走上天之难,此愚臣之所大惑也。

  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,却背而走,迹逾多,影逾疾;不如就阴而止,影灭迹绝。欲人勿闻,莫若勿言;欲人勿知,莫若勿为。欲汤之凔,一人炊之,百人扬之,无益也,不如绝薪止火而已。不绝之於彼,而救之於此,譬由抱薪而救火也。养由基,楚之善射者也,去杨叶百步,百发百中。杨叶之大,加百中焉,可谓善射矣。然其所止,百步之内耳,比於臣乘,未知操弓持矢也。福生有基,祸生有胎;纳其基,绝其胎,祸何自来?

  泰山之霤穿石,殚极之绠断干。水非石之钻,索非木之锯,渐靡使之然也。夫铢铢而称之,至石必差;寸寸而度之,至丈必过;石称丈量,径而寡失。夫十围之木,始生如蘖,足可搔而绝,手可擢而拔,据其未生,先其未形。砻蹐底厉,不见其损,有时而尽。种树畜养,不见其益,有时而大。积德累行,不知其善,有时而用;弃义背理,不知其恶,有时而亡。臣原大王熟计而身行之,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

译文及注释

译文
  我听说“品行能够完美无瑕的人,就会功业昌盛,丧失了完美品行的人,事业就会衰落。”舜没有立锥之地,却拥有了天下;禹没有十户人家那么大的村落,却能够在诸侯中称王。汤武的土地方圆不过百里,对上没有出现日月星的异常天象,对下不伤害百姓的心愿,是因为有用来称王天下的策略。所以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。忠臣不逃避严厉的惩罚而对君主进行直谏。处理事情没有缺漏或错误的谋划,功绩流传万世。我愿意剖开自己的心腹献上愚笨的忠心,希望大王以怜悯之心对我的话稍加考虑。

  用一根麻绳的负重,系起千钧的重物,上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,下临深不可测的深渊,即使是非常愚笨的人,也知道担心麻线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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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析

  是西汉辞赋家枚乘写给吴王刘濞的一封信,写在吴王叛乱之前。出自《汉书·枚乘传》,萧统将其收录于《文选·卷三十九》。在这封信中他指出武王的所作所为十分危险,并说明要想没有危险,就不要做冒险的事,最后指出做事从开始就小心谨慎,自然没有危险。

  作者在对吴王的个人野心劝告的同时,还启发人们做事要防微杜渐,随时警惕,不要妄意孤行。全文多用隐语、比喻,反复说明。表现手法别开生面,很有特点。

  全文分三层意思。首先指出吴王刘濞的所作所为非常危险,如“以一缕之任,系千钩之重”,其次说明要想没有危险,就不要做冒险的事,并暗中指出吴王图谋反叛的行为是掩盖不了的,“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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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背景

  适时吴王刘濞为汉高祖刘邦兄刘仲之子。初为沛侯,因破黥布有功,封吴王。孝文帝时,吴太子人见,侍奉于皇太子,后被杀。吴王“由是怨恨,稍失藩臣礼,称疾不朝”,并有谋反之心。当时,作者正为吴王郎中,了解这些情况,反对吴王谋逆,于是写下这篇文章。

参考资料:完善

1、 夏冰.中国历代名臣名谏:安徽人民出版社,1997.08:第20页
枚乘

枚乘

枚乘(?~前140),字叔,西汉辞赋家。汉族,秦建治时古淮阴人。枚乘因再七国叛乱前后两次上谏吴王而显名。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枚乘赋九篇”。► 2篇诗文 ► 158条名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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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昔在颛顼,命南正重以司天,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际,绍重黎之后,使复典之,至于夏商,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,程伯休甫其后也。当周宣王时,失其守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世典周史。惠襄之间,司马氏去周适晋。晋中军随会奔秦,而司马氏入少梁。

 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,分散,或在卫,或在赵,或在秦。其在卫者,相中山。在赵者,以传剑论显,蒯聩其后也。在秦者名错,与张仪争论,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,遂拔,因而守之。错孙靳,事武安君白起。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,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,葬于华池。靳孙昌,昌为秦主铁官,当始皇之时。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。诸侯之相王,王卬于殷。汉之伐楚,卬归汉,以其地为河内郡。昌生无泽,无泽为汉巿长。无泽生喜,喜为五大夫,卒,皆葬高门。喜生谈,谈为太史公。

 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,受易于杨何,习道论于黄子。太史公仕于建元、元封之间,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,乃论六家之要指曰:

  易大传: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涂。”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,此务为治者也,直所从言之异路,有省不省耳。尝窃观阴阳之术,大祥而众忌讳,使人拘而多所畏;然其序四时之大顺,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,是以其事难尽从;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,列夫妇长幼之别,不可易也。墨者俭而难遵,是以其事不可遍循;然其彊本节用,不可废也。法家严而少恩;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,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;然其正名实,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,动合无形,赡足万物。其为术也,因阴阳之大顺,采儒墨之善,撮名法之要,与时迁移,应物变化,立俗施事,无所不宜,指约而易操,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。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,主倡而臣和,主先而臣随。如此则主劳而臣逸。至于大道之要,去健羡绌聪明,释此而任术。夫神大用则竭,形大劳则敝。形神骚动,欲与天地长久,非所闻也。

  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,顺之者昌,逆之者不死则亡,未必然也,故曰“使人拘而多畏”。夫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此天道之大经也,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,故曰“四时之大顺,不可失也”。

 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。六艺经传以千万数,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,故曰“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”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,序夫妇长幼之别,虽百家弗能易也。

  墨者亦尚尧舜道,言其德行曰:“堂高三尺,土阶三等,茅茨不翦,采椽不刮。食土簋,啜土刑,粝粱之食,藜藿之羹。夏日葛衣,冬日鹿裘。”其送死,桐棺三寸,举音不尽其哀。教丧礼,必以此为万民之率。使天下法若此,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世异时移,事业不必同,故曰“俭而难遵”。要曰彊本节用,则人给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,虽百家弗能废也。

  法家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一断于法,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可以行一时之计,而不可长用也,故曰“严而少恩”。若尊主卑臣,明分职不得相逾越,虽百家弗能改也。

  名家苛察缴绕,使人不得反其意,专决于名而失人情,故曰“使人俭而善失真”。若夫控名责实,参伍不失,此不可不察也。

  道家无为,又曰无不为,其实易行,其辞难知。其术以虚无为本,以因循为用。无成势,无常形,故能究万物之情。不为物先,不为物后,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,因时为业;有度无度,因物与合。故曰“圣人不朽,时变是守。虚者道之常也,因者君之纲”也。群臣并至,使各自明也。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,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。窾言不听,奸乃不生,贤不肖自分,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,何事不成。乃合大道,混混冥冥。光耀天下,复反无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,所托者形也。神大用则竭,形大劳则敝,形神离则死。死者不可复生,离者不可复反,故圣人重之。由是观之,神者生之本也,形者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神形,而曰“我有以治天下”,何由哉?

  太史公既掌天官,不治民。有子曰迁。

  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十岁则诵古文。二十而南游江、淮,上会稽,探禹穴,闚九疑,浮于沅、湘;北涉汶、泗,讲业齐、鲁之都,观孔子之遗风,乡射邹、峄;戹困鄱、薛、彭城,过梁、楚以归。于是迁仕为郎中,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,南略邛、笮、昆明,还报命。

 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,而太史公留滞周南,不得与从事,故发愤且卒。而子迁适使反,见父于河洛之间。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:“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,典天官事。后世中衰,绝于予乎?汝复为太史,则续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岁之统,封泰山,而余不得从行,是命也夫,命也夫!余死,汝必为太史;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且夫孝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此孝之大者。夫天下称诵周公,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,宣周邵之风,达太王王季之思虑,爰及公刘,以尊后稷也。幽厉之后,王道缺,礼乐衰,孔子脩旧起废,论诗书,作春秋,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,而诸侯相兼,史记放绝。今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,余为太史而弗论载,废天下之史文,余甚惧焉,汝其念哉!”迁俯首流涕曰:“小子不敏,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,弗敢阙。”

 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,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。五年而当太初元年,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,天历始改,建于明堂,诸神受纪。

  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
  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之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  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  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建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
  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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